鲁班里籍与鲁班文化研究的意义 -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曲阜市委员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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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班里籍与鲁班文化研究的意义

发布时间：2007.11.22 新闻来源：浏览次数：

2006年3月13日，曲阜市政协主席会议以《建议案》的形式，向市委、市政府提出加强鲁班文化研究，开发巧圣人文资源，并发起成立“鲁班文化研究促进会”，可谓举措高明，适逢其时！说到鲁班，人们都知道他是春秋末期的鲁国人，都知道他有很多的发明与创造。但是，对于他的具体身世甚至他的里籍，对于鲁班文化研究与开发深层意义等，或者所知不多。正如政协《建议案》中所说，对于这样一位名人巨匠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在他的故乡曲阜却变得“无声无息，无影无踪”。彻底改变这种不应有的局面，在今天不仅十分必要，而且显得十分紧迫，以下，拟就有关问题谈谈个人的几点认识。
　　一、鲁班应属于鲁国公族
　　作为“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文化名人”，鲁班的“知名度”其实并不低，他的名字几乎是人人耳熟能知的。鲁班，姓公输，名般。因其为鲁国人，“班”与“般”音同，人们遂以鲁班相称。
　　关于鲁班的姓氏名号，实际上也有不同说法。例如，东汉经学家赵岐在《孟子》注说：“公输子，鲁班，鲁之巧人也；或以为鲁昭公之子。”东汉经学家高诱在《吕氏春秋》注则说：“公输，鲁班之号。”南朝薛综在《文选・西都赋》注说：“鲁班，一云公输子。”明朝午荣等编的《新镌京板工师雕镂正式鲁班经匠家镜》(通称《鲁班经匠家镜》，简称《鲁班经》)卷一“鲁班仙师源流”记载：“师讳班，姓公输，字依智。”其实，这些字号之说都未必靠得住。
　　以前，鲁班为鲁人，其里籍在今山东曲阜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，因此，我们在撰写《山东通史》(先秦卷)中的鲁班传记时，在写作《鲁国史》、《鲁文化史》等书中的有关内容时仅仅提到鲁班为鲁人而已。至于鲁班为鲁国哪里人或者鲁班具体的里籍并没有再加探究。
　　但是，关于鲁班里籍的问题，还真的出现了不同看法。国家图书馆原馆长、著名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说：“在研究墨子里籍的同时，我发现墨子与鲁班是好朋友，而且还是地地道道的老乡，其故里都在滕州市……除了史书记载墨子与公输班的一些交往之外，从鲁班的身世、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地理环境、滕州的古地名史志资料和考古文物、鲁班的发明创造与滕州古代的科技成果、民间传说，当地保留的一些遗迹，墨子与鲁班的关系等等综合分析论证可以得出结论，滕州为鲁班故里。”(《揭开鲁班研究新篇章》，见“滕州在线”网)《滕州日报》记者等人专访任继愈先生时，任先生又说到：“墨子和鲁班是分不开的。肯定了墨子故里在滕州，鲁班的故里自然也就明确了。墨子的故里，是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，经过了多方证明，从文献上、从调查上、甚至从考古上才认定下来的。既然墨子的点（故里）定下来了，鲁班这个点（故里）也就自然而然地定下来了。”任先生还说：“今之滕州市古为‘三国五邑’之地，春秋战国之际曾为鲁国附庸，除了史书记载墨子与公输般的一些交往之外，从鲁班的身世、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地理环境、滕州的古地名史志资料和考古文物、鲁班的发明创造与滕州古代的科技成果、民间传说，当地保留的一些遗迹，墨子与鲁班的关系等等多方面综合分析论证可以得出结论，滕州为鲁班故里。”（《鲁班故里在滕州――访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、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》，见“滕州在线”网）
　　任继愈先生对鲁班故里的认定是在研究墨子的时候“发现”的，他说自己为此“花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”，又进行了“多方面综合分析论证”。任先生所说的“多方面”，指的是“从文献上、从调查上、甚至从考古上”。史学研究者都懂得，对于像鲁班这样历史人物故里的研究与认定，最有价值的应当是文献材料所显示出来的信息，但我们始终没有找到任先生具体的文献论证，或者不知道任先生所说的文献论证何指。其实，透过任先生言之凿凿的表述，不难看出他论证的前提乃是“墨子和鲁班是分不开的”，他认为：“肯定了墨子故里在滕州，鲁班的故里自然也就明确了。”他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展开了他的研究，不知道任先生的文献论证是否就是指的“史书记载墨子与公输班的一些交往”。如果是这样，他的“分析论证”说到底乃是一种“六经注我”的方式。
　　春秋战国之际，列国林立，士人、工匠到处游走的现象实在十分普遍。且不说管仲、老子、孔子、子思、孟子、荀子这些有名的大学者，就连一些不知名的手工业者有些也是到处奔走的。如《韩非子・说林上》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手工业家庭：“鲁人身善织屦，妻善织缟，而欲徙于越。”他的“欲徙”，说明那时手工业者的迁徙流动并不稀奇。例如，管仲与齐桓公长期共事，孔子与卫灵公多有交往，孟子与滕文公谈话不少，我们决不能由此思考他们是“地地道道的老乡”。鲁迅先生在《故事新编・非攻》中说：“墨子说道：‘我们的老乡公输般，……造了钩拒，教楚王和越人打仗还不够，这回是又想出了什么云梯，要怂恿楚王攻宋去了。宋是小国，怎禁得这么一攻。我去按他一下罢。’”其中所谓“老乡”，很有可能仅仅是从墨子和鲁班都是鲁人的角度来说而已。须注意，鲁迅先生这里不是在研究历史问题，事实上，他也不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科学的研究，大可不必因为他是“名人”或者“大师”而引为根据。
　　至于从“调查上”、“考古上”来研究鲁班故里，恐怕需要更为细致才对。有人批评当今的古典学研究，认为不少都并没有切实的证据，却往往“借用一些民族学、社会学理论的皮毛，以及文献记载与‘考古文化’一厢情愿地简单‘拟合’”，从而使“各种事迹自然也成为信史”，“这种方式还会被美其名曰‘讲理论、讲方法’”。应当承认，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。利用古地名史志资料和考古文物，以及将鲁班的发明创造与古代的科技成果、民间传说比照，与当地保留的一些遗迹对应，有时是十分离谱的。例如，《太平广记》卷二百二十五：“鲁般，敦煌人。莫详年代，巧侔造化。于凉州造浮图，作木鸢，每击楔三下，乘之以归无何。”《大清一统志》卷一百八十三：“鲁班沟，在岐山县东十里。”卷二百：“鲁班山也，在宁远县东北四十里，上有洞，俗传鲁班凿此以居。”卷二百六十六：“鲁班堤，在京山县南七宝山”。《述异记》：“鲁班刻石为《禹九州岛图》，今在洛城石室山。”《陕西通志》卷十六：“鲁桥在县东北四十里，跨靖河，俗传鲁班修，故名”。卷十三：“石空洞，在州西南百十里，洞深一丈五尺，内有万佛石像，世传以为鲁班所凿。”查查各地志书，所谓“鲁班遗迹”可以说遍布各地，但由此推断鲁班故里便成了问题。
　　我们认为，就目前的材料看，曲阜为鲁班故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其中最为直接的证据是鲁班为鲁国公族。作为春秋末年的鲁公后裔，在没有切实的证据证明他迁徙外地之前，我们只能认为“鲁班这个点(故里)”应在鲁都。东汉学者赵岐说鲁班“或以为鲁昭公之子”，不知其“或”何指，但《山东通志》也明确说到鲁班为“鲁公族”，应当不是空穴来风。在《山东通志》卷三十一《方技志》中有曰：“公输子，鲁公族，名班，或作般。季氏之母死，将敛，般请以机封。”卷三十二《陵墓志》则说：“长清县周公输子墓，在县东南八十里，即灵岩山鲁般洞是也。”尽管各地方志有关鲁班的记载不少，但关于鲁班墓的明确记载毕竟以《山东通志》最具权威。《山东通志》虽然同为方志材料，这里的说法却可以得到文献材料的证明。
　　《礼记・檀弓下》记曰：“季康子之母死，公输若方小。敛，般请以机封。将从之，公肩假曰：‘不可。夫鲁有初：公室视丰碑，三家视桓楹。般，尔以人之母尝巧，则岂不得以?其母以尝巧者乎，则病者乎?噫!’弗果从。”郑注曰：公输若，匠师。方小，言年尚幼，未知礼也。敛，下棺于椁。般，若之族，多技巧者。见若掌敛事，而年尚幼，请代之，而欲尝其技巧。将从之，时人服般之巧。意思是，季康子之母去世时，身为匠师的公输若年龄还小。当要下葬的时候，公输般请求用他设计的机巧来下棺。当时，季康子等人甚至都听从了他的意见，这显然是因为公输般以机巧闻名，大家都信服他。只是他的做法不合旧例，从而遭到公肩假的反对。
　　公输般与公输若为同族，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。例如，元朝学者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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